今天上网，偶又看到王家卫的电影台词，颇有一种“他乡遇故知”的亲切感。随手抄录几句，算是对老友的敬意吧：

人的烦恼就是记性太好，如果可以把所有事都忘掉，以后每一日都是个新开始，你说多好。

每个人都会经过这个阶段，见到一座山，就想知道山后面是什么。我很想告诉他，可能翻过山的后面，你会发现，其实根本没什么特别。回望之下，可能反而会觉得这一边更好。

每个人都会坚持自己的信念，而在别人看来，只不过是浪费时间，而自己却觉得很重要。

当你年轻时，以为什么都有答案，可是老了的时候，你可能又觉得其实人生并没有所谓的答案。每天你都有机会和很多人擦身而过，有些人可能会变成你的朋友，或者是知己，所以我从来没有放弃任何跟人磨擦的机会。有时候搞得自己头破血流，管他呢！ 开心就行了。

今天没有和爹娘视频，还怪想他们的。贴一篇表达孝心的。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自己的父母老了

如果你在一个平凡的家庭长大，如果你的父母还健在，不管你有没有和他们同住——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像以前那么干净；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家中的碗筷好象没洗干净；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母亲的锅子不再雪亮；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父亲的花草树木已渐荒废；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家中的地板衣柜经常沾满灰尘；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母亲煮的菜太咸太难吃；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父母经常忘记关瓦斯；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老父老母的一些习惯不再是习惯时，就像他们不再想要天天洗澡时；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父母不再爱吃青脆的蔬果；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父母爱吃煮得烂烂的菜；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父母喜欢吃稀饭；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过马路行动反应都慢了；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在吃饭时间他们老是咳个不停，千万别误以为他们感冒或着凉，(那是吞咽神经老化的现象) ；

如果有一天，你发觉他们不再爱出门……

如果有这么一天，我要告诉你，你要警觉父母真的已经老了，器官已经退化到需要别人照料了。

如果你不能照料，请你替他们找人照料，并请你请你千万千万要常常探望，不要让他们觉得被遗弃了。

每个人都会老，父母比我们先老，我们要用角色互换的心情去照料他，才会有耐心、才不会有怨言，当父母不能照顾自己的时候，为人子女要警觉，他们可能会大小便失禁、可能会很多事都做不好，如果房间有异味，可能他们自己也闻不到，请不要嫌他脏或嫌他臭，为人子女的只能帮他清理，并请维持他们的“自尊心”。

当他们不再爱洗澡时，请抽一点时间帮他们洗一个澡，因为他们已经下床困难了，当我们在享受食物的时候，请替他们准备一份大小适当、容易咀嚼的一小碗，因为他们不爱吃可能是牙齿咬不动了?

从我们出生开始，喂奶换尿布、生病的不眠不休照料、教我们生活基本能力、供给读书、吃喝玩乐和补习，关心和行动永远都不停歇。如果有一天，他们真的动不了了，角色互换不也是应该的吗？

为人子女者要切记，看父母就是看自己的未来，孝顺要及时。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在——你留意过自己的父母吗？

    明天就是端午节，想起了母亲的粽子。

想着也有好几年没有在家过端午节了。因为学习和工作的原因，一年难得回家一趟。哥哥姐姐平时忙，父亲母亲守着空落落的房间，想想也怪冷清的。小时候，母亲说，等你们长大了就不会再想家了，当时我还觉得好笑，自己的家怎么会不想呢？现在回想起来，才明白母亲说的不想家其实是另外一种涵义。

长年在外，有时都会忘记家是怎样的感觉了。家对我来说，是一个归宿，还是一种依恋呢？一个人，无论他走到哪里，心里总会挂念着一个地方，那就是家了，这也许就是家给人的感觉。

远离家的端午节，会有一份孤独。“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儿时背诵的诗句到现在才真真切切的体会到了。

    记得小时候在家过端午节，是那么的兴奋。虽然没有赛龙舟，却别有一番滋味。最令人激动的就是吃粽子了。临近端午节的时候，母亲就会准备好糯米，粽子叶，大红枣。在端午节的前一天，母亲把粽子叶放进锅里煮，然后泡在水里，把糯米和红枣也泡好。包粽子的时候，是母亲自己一个人包，我就在一旁看，帮不上忙，母亲的手很灵巧，每个粽子都是四片叶子，三颗红枣，四个棱角，个头都一样大。母亲包得很仔细，速度也很快，不用一会儿就能包好一大锅。

粽子煮好的时候，一家人高高兴兴地围坐在一起吃粽子，常常是我说：“我已经吃了两个！”哥哥则说：“我已经吃了三个！”母亲总是慈爱地望着我们，让我们再吃一个。

    来北京上学后，我就无法在端午节吃到母亲的粽子了。

    母亲想出了自己的办法，她把一些煮好的粽子用袋子密封好放进冰箱，冷冻起来。等我放暑假回家，母亲再将它们解冻，蒸熟。这样我就能吃到这“速冻粽子”了，经过如此加工的粽子虽说失去了端午节的鲜香，吃起来却是另一种滋味。我不清楚这“速冻粽子”算不算母亲独特的发明专利，我却知道我是享受这一专利的幸运儿。

端午节到了，不由地想吃粽子。虽然现在超市里能买到各种花色的粽子，但我还是最怀念母亲的粽子，看见街上卖的粽子，会忍不住有点馋，但我很少买来吃，因为外面的粽子，没有家里的那种味道。

今晚，母亲应该已经备好明天全家人享用的粽子了，也许它们中间的几个早已静静的呆在冰箱里了……

父亲节到了。想起了远方的父亲。

       父亲是什么人？是那个平时面对我没有多少言语，却在我犯错时大发雷霆的人吗?是那个身处远方的我面对电话感到无话可说的人吗？

       年少的我曾经面对父亲感到那样的陌生，感到那是一个和我无关的人。长大了，离开家去闯社会，我才感觉到父亲在默默地为我创造着许多。父亲在以他自己的方式告诉我这个世界的不完满，让我知道这世界需要的不仅仅有幻想，更要有坚毅和面对挫折的勇气。

初入社会，第一次感到无奈，我想到了父亲——一个让我曾经感到陌生的人，父亲的深沉和一贯的严厉，对我不啻是一种财富。一个坚强的心灵到底为我着想了有多少个日日夜夜，我无法清楚。

    再遇到困惑，心里会暗想：如果在父亲身边，他那睿智的头脑会给我怎样的指点呢。

        他对我不再陌生，他是一个陪我在这个世界上经历最多的人。

        父亲老了，一年比一年老了。父亲仍然以他自己的方式面对着这个世界，包括对待我。

    一年又一年，父亲和我都在默默地走着各自的路。

    在父亲心里，总是在担心这个身在远方的儿子不能如他所期望的那样生活，而我的表现也总是一次次的让父亲失望和无奈。

        父亲更老了......他的头发渐渐地变白了，他的腰板不那么直了，他越来越像一个老人了。

        古人说：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感谢父亲把我带到这个世界，感谢父亲不辞劳苦把我养大。父亲从来就不会怎样表达爱，父亲只是一直默默地付出、默默地关爱、默默地燃烧自己照亮我。

又一年的父亲节到了，我要向父亲表达我最真挚的感激。

爸爸，我爱你！

看过崔永元走进《面对面》实话实说《我的长征》，有很多感触。

小崔是个很直白的人，用他的话讲就是从不 “装孙子”。谈话时，总是用一种看似漫不经心的表情，说的却是经过深思、严肃而沉重的话题。

接受采访时，小崔坦言，我们国民的素质整体要比人家低，所以我们才什么都不行，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最缺乏的是国民教育。得有人把它当个事，甚至得有人把它当个事业，而他们这一代人，应该承担这个社会责任，虽然他觉得这种情况其实挺不乐观。因为这个，小崔睡不着觉。所以他希望通过自己的节目，通过媒体，通过电视，能改变其中一些人，小崔的个人的理念是“能影响几个影响几个，当然影响更多更好，你高质量的影响了一个人，也算你没白干”。

小崔给自己的定位是“我是一个电视行业里可以独立思考的，优秀的知识分子，而且在电视行业里这样的人不多，我一直是这么认为的。”

真切地为小崔的坦白喝彩。

从小崔的话语间，我能感觉到他希望自己是一个富有社会责任感的启蒙者角色，面对中国社会的一些问题，他深切的焦虑，独立的思考、且身体力行，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教育并改变一些人和一些社会现实，然而正如他所言，这种具备改造社会的勇气与责任感的人在电视行业里并不多，甚至在整个中国社会都是寥寥。

小崔应该是一个标准的“公众知识分子”。

初识“公众知识分子”这一概念，是多年前看湖南卫视“千年论坛” 邀请哈佛大学教授，海外新儒家代表人物杜维明先生的讲座。按照杜先生的观点，什么叫做广义的公众知识分子？关切政治，参与政治，注重文化的人，就是属于公众知识分子。这种公众知识分子不仅要在学术界，可以来自所有的领域。除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的知识分子外，大学生、有良知的政府官员、深思熟虑的新闻记者与见多识广的政治家都具有普遍的社会影响力。他们可以向普通公众传达人文理念、启蒙意识，去从事各种不同的社会运动，包括环保运动，女权运动，对弱势团体怎样协助、怎样帮助的运动，消费权益的运动等等。

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以清贫、风骨、独行乃至愤世嫉俗著称。“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普遍有一种“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使命感。对国家的兴衰，对社会制度的弊端或完善，对国民的幸福或疾苦，都有一份不容推卸的责任。就此而言，知识分子应是社会的自我批判力量及大众的代言人。

他们被浪漫地认同为社会的良心。

然而，现在的中国社会却找不到为平民说话的公众知识分子。

纵观当今中国，有知识有才智之人不可谓不多，然而遗憾的是，这些“知识分子”中某些部分，正在蜕变成“知道分子”，“知识贩子”，知识分子身上那种强烈的激情、高尚的情操、虔诚的信仰和质朴的德行渐行渐远，丑行却频频曝出。知识单纯成为逐利的工具，知识分子高尚的形象被污损殆尽。缺少人文情怀，缺少社会关怀，缺少责任意识，缺少道德自律，是不少所谓的“知道分子”的真实写照。

那些曾被认为守着人们最后的精神和良知的专家教授，也让人倍感失望。某大学交通学院院长发布“重要研究成果”：“中国城市环境污染不是由汽车造成的，而是由自行车造成的”，另一位自称集“科学家”、“哲学家”于一身的 “院士”发出高论：“中国煤矿死人没法避免！因为中国的老百姓太穷了。你不该生在中国，你不该做中国人，谁叫你不幸生在中国了？矿难原因主要是穷，而不是腐败。”而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近年来专家们的诸多怪论：“堵车是现代化的标志”、“改革将使政府官员的相对利益受损最大，因此要对他们进行补偿”、“我建议取消所谓的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等等福利，目的是保持大家的工作热情和能力”、“提高个税起征点会剥夺低收入者作为纳税人的荣誉感”……

这就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吗？难道他们连最基本的常识都不懂了么？最起码的社会良知，都丢光了吗？

目前，最吸引公众眼球的莫过于社会各界对中国内地经济学家的质疑。面对一个郎咸平关于中国国企改革和公司治理的的“炮轰”， 媒体和大众一片哗然，内地经济学家们竟集体“失语”。丁学良教授说大陆合格的经济学家不出五位，接着又有对经济学家的信任度调查，信任度超过10％的经济学家只有两位，其中一位还是香港的郎咸平。可见，内地主流经济学家的声誉已经跌落到改革开放二十几年来的最低点。现在的情况是，任何一位经济学家出来发言都会遭来骂声一片。只要挂着经济学家的名头，说的越多遭到的骂声就越多。在以往人们的观念里，经济学家应该代表公众利益。而现实中人们发现经济学家似乎恰恰相反。结果是，经济学家失去了改革之初所享有的社会期待与崇敬。他们的话语普遍的被指控为为某些利益集团代言。有一句颇让经济学家自负骄傲的名言：经济学是社会科学皇冠上的那颗明珠。而中国的经济学家已然皇冠陨落。其实早在十年前，中国经济学界就爆发过经济学是否应讲“道德”的激烈争论。也许是我们的经济学家早已忘记了“经邦济世”、“经世济民”这个“经济”最原始、最古老的涵义了。温总理在答记者问时提到经济学家舒尔茨的一句话，“世界大多数是贫困人口，如果你懂得了穷人的经济学，那么你就会懂得经济学当中许多重要的原理。” 温总理的话既让人感动，也让我们沉思：在今天热闹异常的中国经济学界，真正懂得穷人经济学的有几人？真正愿意站在穷人立场上，为穷人说话的有几人？ 可以猜想，被社会称作“经济学家”的人决不是穷人，多少还有些权，比如话语权，多少有些势，比如影响力。无论怎么说，他们不是弱势群体，而是一个较特殊阶层。这也是“经济学家”这个群体皇冠落地的一个原因吧。可是我也清楚的记得面对艰险，坚持独立思考的马寅初、顾准也是研究经济学的。

也许我们将知识分子的目标定得太高，似乎他们应该抱负着“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神圣信念。似乎他们是人间最稀缺的品种。

以圣人标准来苛求知识分子显然是不现实的，这一点没有人比被称为“美国良心”的苏珊•桑塔格认识得更清楚，在1997年接受法国某杂志的一项名为《知识分子及其角色》的国际调查时，这位享誉国际的美国女作家的回答打破了有关知识分子的神话：“如果期望大多数知识分子都以反抗非正义的行为、保护受害者、挑战占统治地位的权威的信仰为己任的话，未免太乐观了。大部分知识分子就像多数其他从事教育职业的人一样因循守旧……赋予知识分子制造麻烦者、良知的代言人这样美名的人一直是少数。有些知识分子旗帜鲜明，为了自己的信仰将生死置之度外，而更多的知识分子在公开言论中昧着良心欺骗别人，或者对所谈论的东西一无所知却厚颜无耻地说得头头是道……”这样的表述究竟会让当下的中国知识分子感到宽慰还是感到羞愧呢？尽管如此，桑塔格却并未降低知识分子的标准，她说，“一个人之所以是知识分子，是因为他在言论中表现出了正直和责任。”

我们正生活在一个知识分子最多的时代，同时又是一个知识分子最少的时代，一个亟需知识分子的时代。拥有教授、博导和各类专家头衔的人多如牛毛，但是能够像马寅初和黄万里那样有着为了真理和良心可以和整个世界对撼的勇气的知识分子纵然没有绝迹，却也已经到了凤毛麟角的地步。知识分子中的很多人四处参加学术会议、连篇累牍地出版泡沫专著以牟取名利，而对逼到眼前的关涉到最大多数群体利益的大问题视而不见，保持沉默，“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正当这个社会的发展进入至为关键的时期，知识精英阶层却拿不出长远发展的基本国策，在事关社会公平的重大问题上也没有声音；技术官僚层并不考虑也没有能力考虑这一类的宏观问题。“在真正需要知识分子站出来说话的时候，这些掌握着话语权力的人们却保持了一致的、不可饶恕的沉默。雷海宗先生说，中国知识分子一言不发的本领在全世界的历史上，可以考第一名。

更为糟糕的是，一些知识分子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迷失了方向。在利益诱惑中，一部分所谓“专家”、“学者”实际上变成了没有脊梁的哈巴狗，失去了自己的独立判断。

多年前读到毛泽东论说知识分子时，曾有把旧中国的知识分子比作毛，须附在不同的皮上的“皮毛论”，颇有些愤愤不平之感。知识分子毕竟是“读书人”，“有识之士”怎能如此小视呢？ 现在明白，毛主席的论断真是一针见血啊。

在有些人的概念里，好像接受过高等教育，从事脑力劳动、关心并从事创造、阐发、传播文化价值的那一部分人。而专家、教授、学者、作家们则是典型的知识分子。《现代汉语词典》对“知识分子”的解释是“具有较高文化水平、从事脑力劳动的人"。实际上，这种解释只是极其表面的一种认识，根本未触及到知识分子的“本质"。如果从严格意义上去界定，中国并无真正独立的知识分子，只有各种各样的文人、学者。因为知识分子，首先看重的不是知识，而是道德、理想、热情和良知。批判现实、改造社会，启迪民众才是知识分子的使命。

真正的知识分子首先应具备陈寅恪先生所倡导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品格与风骨。能够在世俗潮流的冲击中站稳脚跟，不为名利所动。真正的知识分子应该能够而且必然地承载着社会道义和良心。代表着社会公正的力量，学会拷问自己的灵魂，学会为对别人的不公平向自己控诉，为陌生人的冤屈而控诉，为社会良心的沉默而控诉。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地推进社会、伸张正义。真正的知识分子要有勇气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要在社会的激流中思考探索国家和民族的去路，关注现世民生，思考、张扬国家社会进步的理念，从而真正地做到中国古代学者所追求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行为标准。

被人们誉为“二十世纪中国的良心”的巴金，晚年放弃沉默，发表了一百五十多篇共计四十余万字的《随想录》。坚持讲真话，“把心交给读者”， 使之无愧于“现代文学巨匠” 、“世纪良知”、“知识分子的良心”这些称号。巴金老先生持续不断地表达真话所显示的坚定，以及质朴思想所显示的人性常识，会让多少人觉得汗颜？

在对巴老的崇敬之余，我总觉得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优秀代表，巴金的“随想”似乎欠缺一些改造国民性的“启蒙意识”，因为巴金表示“我提倡讲真话，并非自我吹嘘我在传播真理。”继而又觉得是不是对巴老过于苛刻了？号召人们坚持讲真话，并躬身践行应该算是启蒙吧。

中国从古至今，向来就没有经历过彻彻底底的启蒙运动。和西方长达四百多年的启蒙运动相比，中国的启蒙还是一个未完成的事业。当今的中国要发展、要强大，启蒙便成了进步的必经之路，因此中国需要公众知识分子在其中担负着重要角色。启蒙的主要动力是知识分子、社会的良心之所在也是知识分子。

中国有句古话“道在民间”，我以为这“民”不应是指“人民”，而应是“平民”。人民总是一个模糊的政治概念，会被人为的随意增添或删除某一部分。平民代表草根，代表底层，代表沉默的大多数，真正的正义，真正的良知会在他们身上最大程度的呈现出来。代表公众利益、社会良知的知识分子应该是普通的 “平民知识分子”，而不会出现在 “知识精英”当中。恰如杜维明先生所言，关切社会，关注民生，注重文化的人，就属于公众知识分子。

罗罗嗦嗦的堆砌了一篇文字，聊以发泄心中那点愤世嫉俗的正义感。也该休息了，还有些意犹未尽的感觉。因为有一个问题始终缠绕着我，到现在也想不明白，知识分子脱离平民大众，丧失责任与良知固然令人悲哀，但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究竟是源于中国知识分子自身的悲哀呢，还是中国社会的悲哀？这让我想起了中国最后一位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

2006年8月6日，温家宝总理为季羡林先生祝寿，称季先生“代表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和良知”。可是我也清楚地记得，季老曾说过这样的话：“我平生优点不多，但自谓爱国不甘后人，即使把我烧成灰，每一粒灰也还是爱国的。可是我对当知识分子这个行当却真有点谈虎色变。我从来不相信什么轮回转生。现在，如果让我信一回的话，我就恭肃虔诚祷祝造化小儿，下一辈子无论如何也别再拨弄我，千万别再把我弄成知识分子。”

今天一进办公室，就发现里面多了一个小生命。

一个学生在上学途中捡到一只小狗，仅有一个月大小，就把它暂时安置在老师办公室。小家伙蜷缩在一个大纸箱内，一声不响，瑟瑟发抖，看着就让人觉得可怜。

我的脑袋里突然迸出四个字“敬畏生命”。

“敬畏生命”是当代具有广泛影响的思想家，欧洲20世纪特立独行的伟大的人道主义者和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一位传奇人物，阿尔贝特•史怀泽提出的理念。

初次了解史怀泽是在大三时读到《方法》（这是我一直以来认为我曾读过的最好的杂志，虽然因为种种原因很早已停刊了。杂志英文名叫《way》，颇有些意味）上一篇赞美他的文字。于是生平第一次听说世界上还有这般传奇经历的人物，第一次知道了“敬畏生命”这响亮的呼号。

史怀泽1875年诞生于德、法边界的一个小城。特殊的地理环境使他精通德、法两种语言，年轻时他先后获得哲学、神学和医学三个博士学位，还是著名的管风琴演奏家和巴赫音乐研究专家。1904年，在哲学、神学和音乐方面已经拥有巨大声望的他听到刚果缺少医生的呼吁，决定到非洲行医。历经9年的学习，他在38岁的时候获得了行医证和医学博士学位。史怀泽于1913年与妻子一起来到非洲，在加蓬的兰巴雷内建立了丛林诊所，他后半生的绝大部分时间都在非洲沙漠中鞠躬尽瘁地奉献，直至90岁的高龄逝世，经他救治的病人数以万计。史怀泽获得了1952年的诺贝尔和平奖，被称为“非洲之子”。 爱因斯坦曾经称赞：“像史怀泽这样理想地集善和对美的渴望于一身的人，我几乎还没有发现过”。

史怀泽在其著作《敬畏生命》一书中写道：他在非洲志愿行医时，有一天黄昏，看到几只河马在河中与他们所乘的船并排而游，突然感悟到了生命的可爱和神圣。于是，“敬畏生命”的思想在他的心中蓦然产生，并且成了他此后努力倡导和不懈追求的事业。

史怀泽认为不仅对人的生命，而且对一切生物和动物的生命，都必须保持敬畏的态度。“善是保持生命、促进生命，使可发展的生命实现其最高的价值，恶则是毁灭生命、伤害生命，压制生命的发展。这是必然的、普遍的、绝对的伦理原则。”（《敬畏生命》）只有当人类认为所有生命，包括人的生命和一切生物的生命都是神圣的时候，他才是伦理的。

以“敬畏生命”为核心的生命伦理学是当今世界和平运动、环保运动的重要思想源泉。史怀泽在诺贝尔奖的讲坛上呼吁:“我要呼吁全人类，重视尊重生命的伦理。这种伦理，反对将所有的生物分为有价值的与没有价值的、高等的与低等的。”

后来，每当读到关于生命的故事，心中总会深切的感受到生命的无法承受的重量，如老斑羚为了使小斑羚逃生而一个接着一个跳下悬崖，只为使小斑羚在它们即将下坠的刹那以它们为跳板跳到对面的山崖上去；一条鳝鱼在油锅中被煎炸时始终弓起中间的身子是为了保护腹中的鱼卵；一只母狼望着在猎人的陷阱中死去的小狼而在凄冷的月夜下呜咽嗥叫……原来，不仅仅只有人类才拥有生命的神性光辉。

读弘一法师的传记，弘一法师在圆寂前，再三叮嘱弟子把他的遗体装龛时，在龛的四个角下各垫上一个碗，碗中装水，以免蚂蚁虫子爬上遗体后在火化时被无辜烧死。读罢为弘一法师对于生命深切的怜悯与敬畏之心所深深感动。丰子恺先生遵弘一法师嘱，历时四十六年作《护生画集》，以关爱生命为题材，劝养护慈悲心为宗旨。

我们敬畏地球上的一切生命，不仅仅是因为人类有怜悯之心，更因为它们的命运就是人类的命运。我们敬畏生命，也是为了更爱人类自己。有个印第安人酋长，曾说过一段发人深省的话，我愿意拿来献给每一个活着的生命。

爱因斯坦在悼念居里夫人时说：“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其道德的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的方面还要大。即使是后者，其取决于品格的程度，也远超过通常人们以为的程度。”史怀泽就是这样的人。